一、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

　　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们的生存环境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两高一低”(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特点显著；环境污染的事件频发；大部分来源于燃煤的烟尘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使空气污染日趋严重；化工企业在生产中暗自向地下排放污水，致使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近几年虽然经过行政执法部门的努力，我们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却未得以根本好转。

　　二、导致我国环境污染久治不愈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层面的问题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互相补充、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几个组成部分：1、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2、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即1989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3、环境资源单行法规。4、其他部门法中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此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台很多，但也有以下不完善的方面：1、覆盖领域不全，存在着一些重要领域的立法空白，如缺少土壤污染、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2、环境法律配套滞后，不易操作、原则性规定多，影响了法律的贯彻执行。如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3、许多新的制度与理念未能体现。如排污权交易这种比较能实际应用的制度都没能在法律中规定。4、对当前环境问题特别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不强，缺少一部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如防止环保的地方保护问题。 5、环境法律法规中的处罚力度弱，缺乏强制手段，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

　　（二）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问题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环境管理部门虽有设置，但具体管理不到位。如：(1)部门分工缺乏合作。我国对工业企业的管理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涉及的部门有发改委、工商局、环保局、税务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主管部门是不明确的，多个部门皆有职责，而实际后果可能是都可以管却都不去管。（2）主管部门角色错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以致监管不力不公，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执法。(3)环境职能部门的手段不硬，制约因素多，法律法规没有像赋予工商、技监、税务等部门所拥有的查封、冻结、扣押、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一定程度上造成环境执法有法难依，执法疲软。

　　（三）排污企业的人为因素

　　部分企业负责人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持观望态度。少数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追求高利润,污染设施虽然建成但却不去运行。有时为了应付检查或逃避处罚,往往采取白天开晚上停，检查时开检查后停，从而导致区域环境质量得不到明显改善。有的企业限期治理一拖再拖，对本地区污染物总量排放控制增加了难度。还有个别企业竟然视国家法律于不顾，迟迟不上治污项目，明明知道所排放的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就是不予积极治理。

　　三、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维护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

　　（一）从刑法条文中加强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刑法角度而言，打击环境犯罪不能仅仅局限于《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15个罪名，宜扩大刑事检察视野，对“走私罪”中涉及环境法益（“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废物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和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和“渎职罪”中玩忽职守类（环境监管失职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滥用职权类（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以及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和徇私舞弊类犯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等与环境破坏密切相关的其他犯罪也应重点关注。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除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外，在犯罪形态上都属于实害犯，各具体犯罪均以发生实际损害后果作为成立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所以，检察机关发现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和实行行为，应采取其他环保检察途径阻止不法行为、保护环境。

　　（二）深入查办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背后职务犯罪

　　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反渎职能，加大查办环境污染渎职侵权案件力度，从配合有关部门处理重大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到积极主动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危害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电资源等能源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渎职犯罪案件。但通过办案发现土地、城建、水源等领域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与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甚至徇私舞弊、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具有直接的关系。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案件中，涉及罪名集中在玩忽职守罪和滥用职权罪、重特大案件多、行政执法人员占的比例较大、窝案、串案多、绝大多数案件发生在基层监管环节。并且在办案中检察机关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发挥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真正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一旦此‘上游工程’运行顺利，将可大大减轻下游公害纠纷处理上的负担。

　　（三）优化资源形成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合力

　　在这个方面，可以考虑在联动机制建设方面，形成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无缝对接，避免出现保护脱节。同时，还要重点关注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的权力交叉地带，形成一种良好的协调配合，避免相互推诿。检察机关不能满足于仅仅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且要督促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使环境犯罪案件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防止环境领域以罚代刑、有罪不究。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上衔接，信息共享”，增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整体工作合力，共同打击危害生态环境和能源环境的犯罪。


　　作者单位：山东广饶县人民检察院
　　关于民法方法论的传统著述通常不涉及实证研究方法。这与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特征相关。所谓规范性，是指民法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建构一套明确、具体并且不存在内在冲突的规范体系。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等，都是在相关民法规范的具体内涵不明确、不具体的时候，为了确定规范的具体内容而进行的理论操作。当相关规范不存在的时候，民法方法论则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来进行实质上的民法规范创制，诸如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类推解释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中也包含了诸如比较法、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方法的运用，但是这些方法都服务于寻找“妥适的规范”这一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寻找规范的路径不同而已。

实证研究与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存在重要区别。首先，实证研究关注的并非规范体系的建构问题，而是规范适用和运行的实然状态。如果说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寻求的是“应然”的规范是什么，那么实证研究关注的则是社会生活中“实然”的规范是什么。举例来说，关于限制高利贷的问题，传统民法学方法论关注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规范，究竟超过法定利率的多少才应认定为高利贷。而实证研究则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借贷行为中当事人约定利率的具体状态如何，利率的高低呈现怎样的曲线分布，特别高的利率占多大的比例等等。

其次，实证研究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通常不涉及评价问题。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则包含了浓厚的评价因素。虽然说民法的根本精神是私人自治，原则上尊重私人对其生活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并且给予国家法层面的保障，但民法并非一概放任私人自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通过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和效力判断规范对民事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加以调整和引导。这种调整和引导的过程必然包含了对于某种理想的民事生活秩序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民法方法论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必然包含价值判断的因素。相比之下，实证研究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状态。举例来说，现代民法追求男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并通过各种民法规范的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对婚姻家庭案例的实证研究也许会揭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些旨在保护妇女的法律规范在实际的运用中恰恰导致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弱化。实证研究不对这样的状况进行评价，只是揭示这样的事实的存在。

再次，实证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对法律规范采取一种“外部视角”，而传统的民法方法论往往对法律规范采取“内部视角”。所谓外部视角，是指把法律规范看作一种社会事实，它与其他条件一起塑造着人的行为模式，法律规范得到遵守或者被违反本身更多地被看作一种有待解释的社会现象。而所谓内部视角，是以法律规范具有效力、应该得到遵守为前提，分析规则是什么、何种规则更为合理等问题。一般来说，当事人对待规则的态度（遵守／违反／规避）并非传统民法方法论关注的重点。

只有注意到这些差别，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实证研究方法并没有引起民法学界的足够重视。法学研究的重点是面向规范的分析和研究，教义学的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主导性的研究方法。而实证研究则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政治科学研究的领域。虽然民法学界从未否认其研究成果对于立法（其功能是界定法律规范的大致框架）的价值，但民法学者一直以来坚持一种纯粹法学性质的“规范研究”，忽视了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汲取以及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刑法和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研究而言，中国民法学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忽视显得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公法而言，民法被认为更加具有“普世性”因素，因此民法学研究的“中国语境”因素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再加上中国民法的继受法性格，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借助于比较法的资料，借鉴（其实就是移植）欧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理论和制度，成为中国民法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和制度继受也与中国民法近二十年来主要围绕重要的民事立法活动展开其研究规划存在联系。考虑到民法体系的庞大，中国民法学界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从“立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模式中抽身出来，认真评估这些年来民事立法工作的实际效果。

应该承认，学术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引进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是三十多年来的积累和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今天讨论实证研究方法，需要的是民法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而非革命。基于对法学研究的基本性质的认识，笔者甚至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只能成为传统民法方法论的补充。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反对实证研究在民法研究中的运用。相反，正是因为现实条件的变化，要求民法学研究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视。首先，民法理论研究必须正视“中国语境”。任何法律规范都必须要适应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才可能发挥实效，否则难免水土不服。而“中国语境”究竟表现为什么，必须借助于对民法规范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的实证研究，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其次，伴随着大规模民事立法活动的渐趋结束，民法理论工作的中心毫无疑问要转移到民法规范的适用和运行方面来，而这一方面的工作如果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尤其表现为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持，那么就无从评价民法规范适用的具体社会效果，也难以引导规范解释和建构的具体方向。再次，实证研究与传统民法方法论可以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关系。对于“应然”的设定离不开对“实然”状态的了解。中国民法学研究必须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这只能通过实证研究才能找到。

在中国民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或者吸收实证研究成果，要求民法学界具有一种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注意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关注实务案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民法研究的外部视角保持相当程度的敏感，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自觉地视角转换。

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要求民法学者能够对霍姆斯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有一种切实的领会以及实际的运用。


（作者：薛军 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出处:法学研究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