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


滨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滨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滨政发【2008】6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市属事业单位，市属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中央、省驻滨各单位：

《滨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已经2008年10月14日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





滨州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滨州市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管理，促进信息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根据《山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山东省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定》等，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建设信息工程、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以及保障信息安全等，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信息化建设应遵守统筹规划、统一标准、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安全可靠的原则，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信息工程，是指信息网络建设、信息应用系统建设、信息资源开发、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工程。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化工作领导机构，健全完善信息化建设领导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信息化工作的领导。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信息化专项资金，并根据财力状况适当增加。

第七条 市、县（区）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建设的指导、协调、管理和监督工作。其他各有关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化促进工作。

第八条 市、县（区）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一级信息化发展规划、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的广播电视传输网建设规划，纳入本级信息化发展规划。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本系统信息化发展规划，经本级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后实施。

第十条 市、县（区）国家机关的业务应用系统，凡不宜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应当依托市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建设。除确有特殊需要外，各级国家机关不得新建专用网络，已建成的专用网络，应当按照规划和标准进行调整，接入省、市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第十一条 市、县（区）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积极引导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十二条 信息资源的开发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分类开发；

（二）政务信息资源由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开发；

（三）保密的信息资源按照密级由相应的部门进行开发；

（四）公益性信息资源，由相应服务单位开发，面向社会服务。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和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建立业务信息资源库及应用系统，重点加强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数据库和信用信息数据库等公共信息资源库建设。

第十四条 鼓励社会力量开发信息资源，按照“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依法保护信息资源开发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利用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立健全政务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第十六条 未经市信息化工作领导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将本市的信息资源直接在境外的机构上网，不得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建立海外镜像节点。

第十七条 涉及全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信息,由市有关部门负责组织上网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上网发布。

第十八条 从事信息资源开发的单位，应对其采集、加工和提供的信息负有审核真伪、优劣和实时维护的责任。禁止用错误信息危害社会、误导公众，严禁不健康的信息污染社会环境。

第十九条 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保密规定，信息安全系统建设投入占项目总投入的比例不得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比例。信息安全系统应当与信息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运行。

第二十条 实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和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具体措施按照《山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第三十六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据本行政区域或本部门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结合本单位的实际需要，提出信息工程项目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投资超过100万元的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向国家、省和市有关部门办理立项手续前，应当将技术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市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凡属国家、省和市有关部门下达的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向市信息化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有效文件备案。

第二十四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投资主管部门在按照程序审批前，应当征求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意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信息工程项目的需求效益、规划布局、技术标准、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第二十五条 信息工程项目实行法人负责制度、招投标制度和监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应当优先采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鼓励公众在信息工程建设采购中优先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

第二十七条 从事信息工程项目设计、开发、施工、监理的单位，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或事业法人；

（二）具有从事信息工程项目设计、开发、施工、监理所需的装备及相应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成熟的信息工程项目设计、开发、施工、监理能力以及良好的服务体系；

(四)符合法律和国家、省及市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八条 从事信息工程设计、开发、施工和监理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信息工程。禁止未取得资质证书和超出资质证书等级许可范围承揽信息工程。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信息工程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并对在本行政区域从事信息工程设计、开发、施工和监理的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查。

第三十条 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监理单位应当分别签订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合同和监理合同。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合同应包括项目的总体方案、技术方案和技术、质量、安全、服务等指标要求，项目建设费用，项目质量维护条款，项目验收条款，项目的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条款，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

第三十一条 承建单位应根据信息工程项目建设合同的规定履行项目质量维护义务，项目质保期一般不少于二年。监理单位对信息工程项目质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信息工程项目完成后,承建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交验收申请报告书,经建设单位签署意见后,报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由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项目，由投资主管部门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信息工程项目，不得交付使用，建设单位有权拒付工程款。

第三十三条 信息工程项目验收，应当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建设过程中有效的技术资料为依据。

第三十四条 信息工程项目验收内容：

（一）检查项目是否达到合同要求；

（二）技术文档是否齐全，是否达到技术规范要求；

（三）检查各项技术指标是否达到设计要求，使用的设备质量是否达到相关标准的规定要求；

（四）项目是否达到国家的安全保护等级标准；

（五）系统连续运行的记录报告；

（六）是否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并使其达到熟练操作的程度；

（七）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建立和健全；

（八）项目的财务决算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九）建设单位和用户意见。

第三十五条 需进行质量测试的项目，由具备相应资格的测试机构测试，并出具书面报告。

第三十六条 对未取得资质证书或者超出资质等级许可范围承揽信息工程的，由市、县（区）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按《山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

林 岩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我们也能够信之，这从侧面反映了宗教在广大国民心中永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那样普遍。儒家文化是现实主义的，它把目光关注于国计民生上，投放在人民的衣食住行上，对神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的存在避而不谈甚至表示怀疑。在孔子看来，社会关系的本质是人伦，即是人与人是关系。他崇拜自己的祖先，这实际上是伦理原则对死者的延伸，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崇拜祖先胜于崇拜神。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视人，重视现实生活，重视道德而轻视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人权思想。
在法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重视道德，必然导致中国要靠道德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即中国特色的道德统治。
道德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发达，而对中国文化起到主导作用的儒家，它本身是一种“克己复礼”的道德学说，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除了儒家文化，两千年前的墨家思想，也是非常典型的道德统治学说。
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认为天下大乱，国与国、人与人互相伤害，互相残杀，其原因就在于不相爱，因此,只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能够做到“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他主张“不党父兄，不偏贵富”，“夫爱人者，人亦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无疑是一种朴素的主张平等的人权思想。
道德统治另一个典型的表现则是“春秋决狱”。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提出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的依据；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发生矛盾的，仍以后者为裁判的依据。这说明儒家经义具有高于现行法律的效力，即道德高于法律。“教民以礼，知义而无乱”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思想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中国古代的人权意识之所以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有所体现，之所以没有关于人权的立法，我以为，与中国古代道德高于法律的历史现实是分不开的。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人权意识已然沉淀于中华民族的每一根骨骼里。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德治，用法律的手段去限制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不人道的。但道德统治必须匹配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在中国古代落后的经济条件下，道德统治的结果无形中导致了更多人权的丧失。现代社会里，社会文明仍未达到高度发达，大同社会仍只是一个远大的目标，因此，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的最佳途径无疑是人权的法律化。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能享有的人权是什么，这是法律所能奉献给我们的；而我们要自觉起来维护，大胆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则更多的需要民众的人权意识。客观地挖掘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土壤中的人权意识，正是为了更好的捍卫我们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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