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外就医，是指对在服刑期间确有严重疾病的罪犯经批准取保在监所外医治的一种临时性措施。是一种监外执行刑罚的法律制度。它是法制和文明的象征，体现了我国对服刑人员的人文关怀。然而，近年来，少数罪犯及亲属为使其逃避劳动改造惩罚，利用各种关系，伪造虚假病残鉴定文书，企图逃避法律监督。
保外就医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但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如果我们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乃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倾向之中的，那么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作是一种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 因而法律在规定了保外就医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同时，也分别规定了保外就医的适用条件。
保外就医的适用条件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但“对于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同时“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审批。”
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去实施保外就医制度，那么就可以基本上达到既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的两重效果。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保外就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变味”。
案例：广东江门获刑10年副市长靠假体检鉴定未坐牢
江门市委原常委、原常务副市长林崇中被判入狱10年，但从宣判当天起，他就开始“保外就医”，一天牢也没坐，在外“逍遥”了一年。昨日，广东省检察院通报省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情况时透露，是看守所串通医院为林崇中出具了假体检鉴定，使其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目前其已被收监。
　　据介绍，在实际情况中，监外执行服刑人员常有“消失”的情况。省检察院表示，今年以来检察机关加强了对监外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后是否依法收监执行等情况的监督。
　　通报中透露，河源某保外就医的朱某某在保外就医后就“人间蒸发”了，脱管长达10年，其于近日被抓获收监。
　　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广东省共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10469人，其中管制105人，缓刑6907人，假释1268人，暂予监外执行480人，剥夺政治权利1709人。
一、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
1、保外就医审批不严，造成了保外就医的滥用
因为我国的法律对保外就医的规定不甚严密，在1996((刑事诉讼法》实施前一直是遵照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几部门1990年颁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办理的，因规定权威性不强，各地都相应制定了这方面的细则，操作不是很规范，各地在尺度的掌握方面差异很大，漏洞很多。虽然存在着一套严密的审批程序，但很多地区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做到。有些单位擅自降低保外就医标准，对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标准的罪犯适用了保外就医，出现一些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外出打工经商，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疾病；有些单位甚至对自伤自残的罪犯也保外就医；这些都造成了保外就医的滥用。
2、在落实对保外就医犯的监督管理上，存在不负责任现象
一则监管机关和基层公安机关联系不够，监管机关在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后，把人保外后，没能及时送达法律文书，使保外就医的人员脱管失控；二则有些公安机关对保外就医人员的监管考查不严，定期的谈话和走访不够，甚至引起保外就医人员逃脱现象。
3、个别人徇私舞弊，致使有些罪犯利用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有些犯罪分子企图钻法律的空子，利用病残取保逃避法律制裁，用行贿、拉关系的手段拉拢有关人员违法办理保外就医，以保代放。
4、操作程序不甚合法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对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实行定期保外就医制度。依据罪犯病情，可以一次批准决定保外就医时间半年至一年。期满前，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应当派干警实地考查或者发函调查。需要继续保外就医的，办理延长保外就医期限手续，每次可延长半年至一年。但在现实操作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合规定的做法，如“一保到底”(在刑期之内，保外就医时间上没有限制)，拖办、漏办续保手续等。
5、病残鉴定程序不规范
病残鉴定必须经过委托单位、鉴定人、出具鉴定书等一系列规范流程, 当前病残鉴定程序比较混乱, 特别在鉴定书书写方面, 有的医生仅简单写了一个疾病病名诊断, 有的只简单写了疾病特征, 根本不具备鉴定书所应有的各类基本要素, 因此医生出具的应不是鉴定书, 而是一份诊断证明, 诊断证明是否具有鉴定的效力, 缺乏法律依据。另外对于续保的保外就医人员, 狱医在没有与当事人接触的基础上, 往往仅凭当事人寄来的病历资料和就诊医院的疾病证明, 就出具保外就医意见, 这与法医鉴定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对当事人在错案责任追究上, 法医单独对鉴定书的真实性负责, 而医生作为非鉴定人, 不负有类似鉴定人的单独法律上的义务。
6、病残鉴定医院管理混乱
刑诉法第214 条第三款规定: 对于罪犯确有严重疾病, 必须保外就医的,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证明文件, 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审批。而在实践中大多执行的却是司法部[1990]247 号文, 该文第六条规定: “保外就医的病残鉴定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 未设医院的, 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根据此规定, 可进行病残鉴定的医院范围广、数量多, 虽然比较方便, 但不规范, 难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而且这些医院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从对病残标准的理解和掌握上,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客观上使病残鉴定工作难以统一, 难以实现对病残鉴定的监督和制约, 使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有机可乘, 导致以保代放和收监难等问题。
二、保外就医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制度中责任制与责任追究制不完善、不落实。
鉴定责任制度是指有关人员违反鉴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由于目前对鉴定程序未作规定，具体义务难以确立，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由于不尽职守而导致错误鉴定、不及时续保、不尽考察义务的鉴定医师、保证人及相关部门人员无法追究其责任。这也给少数罪犯及其亲属钻鉴定管理的漏洞，以获取虚假病残鉴定证明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
第二、保外就医鉴定证明不实。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张冠李戴，弄虚作假。有的罪犯及家属利用医院管理上的漏洞，用有严重疾病的人顶替罪犯作身体健康检查，获取患病的报告单、CT、X光片等。其二、请客送礼，伪造鉴定。罪犯及亲属为了达到保外就医利用各种关系，采取请客送礼、贿赂等非法手段，拉拢腐蚀有关执法人员、医护人员，使他们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为其提供虚假化验单、报告单。使罪犯由无病变有病，由小病变大病，为违法保外就医大开方便之门。其三、无法医技能，审查流于形式。普通的执法人员或检察人员由于缺乏法医技能，无法对病残鉴定结论和病历真伪进行审查监督，使少数不法分子伪造的假病历和假鉴定瞒混过关。其四、管理混乱，责任不明。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保外就医鉴定人员的技术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具体要求，缺乏对保外就医鉴定小组人员组成的明确规定，造成所有劳改机关医院和县以上医院的医生人人能鉴定，个个不负责的局面。
第三、在保外就医办理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1、监督失控，形同虚设。根据法律规定，批准保外就医的机关，应将批准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审查，检察机关认为保外就医不当的，应当在接到批准决定后一月内，以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批准机关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但在实践中，有的监狱职能部门在上报保外就医时，我行我素，事前没有向检察机关(驻监检察室)证求意见，事后也不通报；有的批准机关事前、事后都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有的检察机关收到批准决定后，由于缺乏专业知识的法医参与，不能对批准决定进行实质性审核，导致监督失控，形同虚设。
2、应收监而未收监。监狱在对保外就医罪犯进行监督考察时，大多无法医参加，对保外就医人员病情缺乏真实性了解，使一些罪犯的病情基本好转或痊愈，仍然取保在外。
3、监狱自我考察，检察监督失控。大部分监狱对保外就医人员自行考察，从而使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人员监督失控。第四，应当续保而未及时续保。有的保外就医人员，病情未好转，需要继续治疗的，但原来的保外就医的时间已经结束，由于未及时续保，导致保外就医人员仍然取保在外，导致对保外就医人员监督失控。
第四、地域管辖差别，保外就医监督难以到位。
在外地劳改的罪犯办理保外就医后，大部分回原户籍所在地治疗。由于其监督单位与劳动改造单位没有任何隶属，病情是否治愈病，不能及时反馈到劳动改造单位，劳动改造单位对保外就医的罪犯了解甚少，使保外就医监督难以到位。如徐州市睢宁县罪犯李某被保外就医后，因为刑期较长（12年），病情痊愈后，其家人对外宣称其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并搭起灵棚，操办丧事，欺骗保外就医的监督机关。实际上，李某为逃避法律制裁，改名换姓，外出打工。由于缺少对李某的有效监督和信息反馈，至今李某仍然杳无音信，监狱无法对其收监。
第五、少数单位和干警法制观念淡薄
少数单位和干警不能严格执法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有些单位从本身利益出发，为违法保外就医开了绿灯。有些干警为经济利益驱动，徇私情、徇私利、弄虚作假，使一些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得以保外，逃避法律制裁。
第六、执行机关任务重，警力有限。
具体负责保外就医监管考察工作的派出所，既要负责辖区内的治安和刑事案件，又要负责外来人口和重点人口的管理，再去过问保外就医罪犯在哪个医院治疗，治疗情况怎样，一些派出所民警反映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七、群众监管名存实亡。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群监群管力量薄弱。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基层干部大都把精力放在应付日常工作和发展经济上，群监群管观念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已淡化甚至消失，成立帮教组织，只是挂个名而已， 有的地方甚至连挂名都没有。
三、完善保外就医制度的对策
为了加强对保外就医人员管理和监督，根据中央政法委通知要求，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工作的监督，要“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从程序上确保外就医工作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如何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环环紧扣，同步监督。
要做好保外就医监督工作，首先要监督该保外就医鉴定医院是否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指定医院，罪犯的病残鉴定是否准确、规范，呈报的材料是否齐全，程序是否规范，批准（决定）机关的意见是否得当，相关法律文书是否规范，送达是否及时。其次是监督执行机关干部是否对保外就医罪犯依法监督、管理，保外就医背后是否存在的职务犯罪案件。此外，检察机关内部监所检察部门与检察技术部门应通力合作，形成整体合力，共同监督，切实保证保外就医工作环环紧扣，同步监督，依法进行。
第二、完善鉴定组织，明确责任。
在劳改机关医院或县以上医院成立保外就医病残鉴定小组，该小组中必须要有政法机关的专职法医参加。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罪犯进行监督审查时必须有法医参加，并对法医参与监督形成制度。检察机关法医在监督审查后，应当出具病情审查报告。有关批准部门领导在审查批准保外就医时，对无检察机关法医病情审查报告的应当拒绝签字。并且对保外就医实行首办责任制，对经办保外就医审批手续的领导、干警和法医审查人员实行错办追究责任制，那个环节出了问题，板子打在那个人身上，促进经办人员严格履行法律职责。在罪犯进行身体检查时，经办干警和执法机关法医和检察机关法医应对罪犯身体检查全程监控，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对医疗单位或个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据的直接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检察机关要及时向报请机关提出，并督促报请机关对罪犯的病残情况进行重新鉴定。重新鉴定时，检察机关应派员参加。
第三、设立异地监督机制。
监狱、看守所办理了出狱、出所手续以后，保外就医罪犯押解至居住地的县级公安机关，改造地检察机关，应把保外就医罪犯的具体情况抄送罪犯居住地的人民检察院，以便于居住地的检察机关能及时了解情况。保外就医居住地的人民检察院应加强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监督，定期深入保外就医罪犯居住地，了解执行公安机关派出所（或监督机关）具体监管考察的情况是否得力，监管制度是否健全、监管措施是否落实，保外就医罪犯是否脱管，罪犯保外就医情形消失后，是否有逃避监管的情形。发现以上情况，应及时通知罪犯改造地检察机关或监狱，监狱应及时收监，如收监不及时，应通知罪犯改造地检察机关，由改造地检察机关向监狱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同时，改造地检察机关应对罪犯保外就医执行情况，建立、健全定期查制度、实地考察制度、专项检察制度等，切实保证检察机关对罪犯保外就医活动全过程，实现同步监督。居住地检察机关应在检察机关法医的参与下，每年对保外就医人员进行1-2次实地监督考察，对其所患疾病建立档案。并对违规错办保外就医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应追究检察机关监督人员和法医的失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堵塞漏洞，防止违法保外就医的产生，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第四、健全并落实有关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
1、鉴定医院的工作人员、鉴定医师以及承担监督管理职责的公安人员，不履行相关义务，甚至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追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督促保证人切实履行保证职责。如可借鉴取保候审中保证人有关责任的规定，对于不履行保证义务的，可以对保证人进行罚款。
[内容摘要]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它弥补了行政立法的不足，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规范行政行为，创新行政理念，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探析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立法亮点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 法治政府

2011年　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强制法，定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从起草到通过历时12年，走过漫长的立法路，经过五次审议，终获通过。该法共有7章71条，内容涉及行政强制的方式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以及查封、扣押、冻结存款、法院强制执行的程序。行政强制法是规范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与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并称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三部曲”。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该法的出台，加快了法治政府的建设步伐。有利于推动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政，有利于解决此前行政强制“乱、滥、散、软”等问题，切实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对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告诫，就是说，公权力行使应当有边界有限度，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使必须谨慎。
一、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
在行政法领域，从1990年开始，我国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和行政许可法等行政监督法制，在维护政府的合法行为，监督行政机关、保护老百姓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行政强制法因为直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权，涉及征地拆迁、经济补偿和群体性事件等复杂问题，所以才久议不决。
实践中，存在随意设定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的乱象，地方性法规有部分设定行政强制的权力，容易造成行政措施被滥用，还存在行政机关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等软弱现象。“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如福建漳州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派驻城南圆山规划区的第四大队，为了制止违章抢建，多次遭遇当地群众暴力抗法，2010年只好把队伍撤回市区，转交当地政府管理；又如，济南市城管执法人员查露天烧烤摊时，遭遇200多人围攻、辱骂、吐口水，有的被吐得满脸唾沫……。但愿这种“公差怕刁民”的软弱现象早日改变，社会不断向文明法治方面发展，必须树立执法人员的威信，切实维护法律权威，弘扬社会正气。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强制拆迁已经成为社会难点热点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前有“依法”两字，说明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只有法律特别授予时才具有。行政机关在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时，并不自然地享有行政强制执行的权力，仍应视法律的具体规定判断自己能否实施行政强制。这被学界称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实际上，此类强制执行，尤其是涉及土地、房屋等强制执行的难度日益增大。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远远超过行政诉讼案件，给法院执行带来不小压力。由法院实施强制拆迁，有损司法形象。再说，法院本身也存在民事执行难问题，许多民事案件难以执行，常给老百姓“打白条”。基层政府违法强拆，相对人可以到法院告；但法院如果违法强拆，老百姓到哪里去告?强拆裁决是司法行为，实施强拆是行政行为，法院实施的强拆，如果不能“裁执分离”，同样会导致侵权和腐败。人民法院与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不够，难以解决“谁来执行”、“先赔还是先拆”等问题。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严重滞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有的行政机关执法依据不足，相关规定太笼统，还需不断完善法律和行政法规，严格规范执法行为。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已规定，强制搬迁，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政府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据此执行强拆。但是该条例只是行政法规，还不是法律。
近年来，因强行征地拆迁频频引发“自焚”事件：2003年 9月15日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身上泼汽油后点燃；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发生“自焚”事件；2009 年2月13日内蒙古赤峰发生“自焚”；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青岛市张霞；2009年11月四川省成都市唐福珍；2009年12月16日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席新柱；2011年11月福建漳州龙文区后坂村也发生“自焚”事件。最严重的是2010年9月江西宜黄事件造成一死二伤，导致8名相关责任干部被行政问责，其中县长和县委书记被就地免职。“没有强制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宜黄的快速发展”、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成了最雷人的网络语言。监察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四部门会同有关省、区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对2011年上半年发生的11起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了调查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57人，其中副省级1人，市厅级4人，县处级20人，乡科级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1人。
　 二、行政强制法的立法亮点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宗旨是：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该法第四至第八条确立了五大原则：①法定原则；②适当原则；③教育和强制相结合的原则；④不得谋利原则；⑤保护相对人权利原则。具体有以下新规定。　　
　1、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是否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是规范行政强制的首要问题。规范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是主要立法目的之一。该法第9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①限制公民人身自由；②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③扣押财物；④冻结存款、汇款；⑤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第10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财物和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截止2010年上半年，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的有96件。其中，17件是在法律对特定事项作了原则规定，同时授权国务院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情况下，国务院在行政法规中规定了行政强制措施。
该法第11条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2、行政强制权不得委托
　　行政处罚法颁布后，为治理“三乱” 问题，防止多头执法和重复罚款，使得如城管、文化执法大队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部门应运而生。
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该法第22条还规定，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冻结存款、汇款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不得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冻结存款、汇款。
2008年，上海交通部门出现钓鱼执法打击黑车情况，受到网民批评。“钓鱼执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执法主体不合格，交通执法人员雇佣没有执法权的农民去钓鱼——把黑车司机骗到指定地点，“钓钩”在付车费时，乘机关掉汽车电门开关、拔出车钥匙。在附近等候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把司机带回去做笔录并且每车罚款一万元。
当然，该法还明确规定代履行问题。代履行是在当事人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代为履行的一种执行方式。现有13部法律和19件行政法规规定了代履行，主要涉及维护交通安全、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等事项。第50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第51条规定，代履行的费用按照成本合理确定，由当事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代履行不得采用暴力、胁迫以及其他非法方式。
　　3、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超期
　　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程序，用一道道严密的程序来约束行政机关，是这部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该法第19条至20条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当场告知或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后立即通知当事人家属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地点和期限。情况紧急，需要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24小时内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行政机关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在紧急情况下当场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机关后，立即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补办批准手续。
　　该法第18条规定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遵守的规定，如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出示执法身份证件；通知当事人到场；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等。
　　4、强制执行不得“夜袭”
法治依赖人文关怀的支撑，法治最终体现人文关怀。综观行政强制法，很多条文采用禁止性规定，体现依法行政、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法治理念。如第23条规定，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当事人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不得重复查封。第43条规定，除紧急情况之外，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5、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行政强制立法的目的不是强化行政强制，而是减少行政强制。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该法第16条规定，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第42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执行协议应当履行。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恢复强制执行。
　　法律也为违法建筑当事人自行拆除违建提供了时机和余地。该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6、畅通权利救济渠道
　　行政强制法第8条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强制权侵害时，规定了全面的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该法第41条规定，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参与权、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监督权、举报权、控告权、复议权、诉讼权、索赔权等。老百姓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民告官），并申请国家赔偿，也可以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投诉。所以该法既是行政监督法，又是行政救济法。
总之，当今中国处于转型期、社会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分析立法亮点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贯彻执行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而且，这些新精神、新规定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滞后内容的一种超越和批判，因此有关机关必须加紧开展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凡与本法不相符合的滞后内容应作出修改或废止，并尽快完善实施性规范和制度。行政强制法具有完整的规范体系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结合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习宣传和教育培训，让行政执法人员包括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能有正确认识，掌握相关能力，自愿给力协助，这是行政强制法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思想基础、主体因素和社会条件，也是综合治理、维护治安稳定，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行政强制是一把双刃剑，不必担心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因为行政强制法规定了严格的程序。既是一部“授权法”，又是“控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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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3期。

作者：洪碧华，男，漳州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室副主任、法学副教授。该文2011年08月，发表在《漳州论丛》.